新文科建设：“新”从何来，通往何方(2)

　　价值重塑还需要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解”，找回人类的“意义世界”和“价值空间”。比如，当今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飞速发展，虽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但也让一些人再次陷入(理性)自负。现实生活中理性退化为算法和计算，计算甚至蜕变成算计。个人的生活与行动也极可能被日益强大和精准的算法所主导甚或“绑架”。由此推论，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附加带来的环境、生态、伦理等风险，以及个人精神迷失、信仰空缺和意义危机等问题，这些都亟待通过新文科实现价值重塑。

　　新在“话语主导”

　　若用大时间尺度看世界历史，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文明一直遥遥领先，思想、科技、制度均在西方之上。但是从15世纪开始，西方文明迅速发展并日益取得强势地位。

　　新文科应助力文科转向中国话语体系主导之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也产生了与之相匹配的重大经济理论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量级学者群。新文科要讲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背后的原理、道理、学理、哲理、法理和事理，为世界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贡献学术新知，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管理学界逐步完成国际接轨，大批中国学者已经快速学习并掌握了西方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当下，本土学者最应该做的就是扎根中国经济管理实践，充分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日新月异的管理变革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问题导向捕捉管理变革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机会，深刻反思本土情境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揭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规律，进而兼收并蓄，构建具有原创性的经济管理新理论和新思想，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新方法和新范式，这应是新文科的一个重大使命。

　　新在“交叉融合”

　　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已经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新文科的交叉融合主要体现在：传统文科自身交叉融合(文史哲不分家)；传统文科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其代表是PPE，即哲学(P)、政治(P)、经济(E)“三位一体”；文科与工科交叉融合，如能源与气候经济、设计艺术哲学、新媒体；文科与医科交叉融合，如生命伦理学、医学信息学、健康管理；文科与农科交叉融合，如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农业经济学；文科与理科交叉融合，如计算法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金融科技、商业智能，等等。“新文科”要突破“小文科”思维，构建“大文科”视野。

　　仅以财经为例，现在财经研究除了利用数学、系统科学、运筹学、数理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之外，越来越多地综合利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哲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行为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实际上，商业分析(BA)和商业智能(BI)，就是集商业管理、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于一体的商科与理工科紧密交叉综合的产物。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社会行为经济(SBE)学部，在2010～2020年学科发展战略报告《Building the Mosaic》指出，未来10年学术研究特点是：数据密集(Data-intensive)、跨学科(Transformative)、强合作(Collaborative)、问题驱动(Problem-driven)。这四大特点都指向SBE的交叉融合：数据密集(泛在)自不待言，跨学科和强合作几乎就是交叉融合的同义语，而问题驱动则是倒逼交叉融合，因为没有哪一个问题是某个单一学科的问题，必须打破学科壁垒，综合考量、协同施策，方能解决问题。

　　新文科的最大特点是文理交叉。在方法论上，传统的人文社科方法，应转向运用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特别是要运用算法，将文科的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统一，彰显新文科的科学性。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CSS)就是用计算手段来研究社会科学的一门交叉学科，旨在打造“数智人文”。随着信息文明时代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知识创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信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愈发鲜明，将井喷式地出现计算传播学、计算新闻学、计算社会学、计算经济学、计算金融学、计算管理学、计算政治学、计算行为学、计算心理学、计算语言学、数字情报学、数字人类学、人工智能法学等新兴学科。

　　新在“研究范式”

　　新文科研究范式将不断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