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场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丨猴场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

　　黎平会议确定新的战略方针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连克数城，直抵乌江南岸。

　　1934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猴场，准备抢渡乌江，实现挺进黔北的战略方针。然而，此时的“左”倾领导人依然固执己见，对黎平会议正式确定的这一战略方针持不同意见，坚持回兵东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之类的错误言论。

　　在军情紧急的情势下，为进一步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明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31日当天下午，就在猴场宋家湾一名商人宋泽生的宅子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这次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列席了会议。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渡江北上的正确主张，否定“左”倾领导人提出的“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言论，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

　　会议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会议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明确了军事决策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这就从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正常化。

　　会议还指出要“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要求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的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

　　会议同时强调要“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 ，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根据这一精神，总政治部于1月1日当天就起草并发出《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从此，红军对贵州白军开始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攻势。

　　为了庆祝新年，也为了鼓舞士气，1934年12月31日22时，朱德总司令命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钱两角，以资慰劳。

　　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跨年”的猴场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这一系列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

　　周恩来同志后来曾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猴场会议结束当天，极富传奇色彩的强渡乌江战斗就打响了。

　　乌江，素以水深、流急、岸陡著称。负责乌江防线的侯之担严密布守，妄图阻止红军过江。他甚至夸口说，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准备强渡乌江。

　　2日上午，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突破乌江天险的战斗开始，由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名水性好的战士泅渡。晚上部队又组织18名勇士乘竹筏在江界河新渡口偷渡。

　　3日9时，强渡重新开始，红军战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乘竹筏从新渡口冲向对岸。头天晚上偷渡成功的毛振华等人突然在岸上发起攻击，敌军顿时乱成一团。接着，后面的竹筏陆续跟了过去。

　　强渡成功之后，架桥成为当务之急。怎么办？

　　对此，耿飙同志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水流湍急的乌江上能不能架桥？老百姓说，不能，要能架桥不早架了。工兵专家说，按照国内外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桥。再说这里也没有能够用来架桥的材料。

　　我那时二十五六岁，脾气也大，就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你们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不是架了不少桥吗？难道在乌江这里就没有办法了？你们说没有架桥的材料，这竹子不就是材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