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者费孝通从未透露过的小说《茧》(2)

　　费孝通的“业师”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指出，这本书中最精彩的一章就是有关蚕丝业的第十二章。这一章论述了蚕丝业的工业化生产以及农民合作社对原有经济模式和传统农村社会生活的冲击。其中，他对合作社用技术提高生产力、雇佣女工、发奖金给工人等创新模式有赞扬，也清晰地指出了工厂让生产力提高后导致的女工失业、后续盈利能力不足等问题。在《茧》中，这些问题以社会大背景和整体架构设置方式出现。小说以留学生“通先生”的老同学王婉秋在苏杭之间的一座小镇的新式工厂做管理工作的经历为轴线索，当地农民张婶、三福和宝珠，开明乡绅黄老伯，留洋归来的社会改革家(纺织工厂管理层)吴庆农和李义浦，旧利益集团赵老板和史大爷等人，在面临新式纺织工厂对传统蚕丝业的改革和冲击的不同选择和命运。

　　此外，《茧》作为一本偏向塑造人物性格与情感描述的小说，更主要反映了当地经济模式遭遇挑战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也就是《江村经济》中论述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改变。比如《江村经济》第八章《家》提到“小媳妇”即“童养媳”的风俗：“平均每2.7户人家就有一个小媳妇”，“有许多从幼年起就被未来的婆婆领大的女孩子，十分依附于她的婆婆，就像一个女儿对于母亲一样”——《茧》的两位主人公张婶和她的童养媳宝珠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江村经济》和《茧》中都提到，当地村庄妇女一般不下田干活，而是在家中从事蚕丝业，这成为她们蜕变为工厂工人，从而转变地位的基础。《江村经济》中，费孝通举出几个案例说明妇女地位的变化：有在村庄工厂工作的妇女忽然一反常态地硬气，斥责丈夫没有给她送伞；还有一位在无锡“打工”的妇女有了婚外情，但公婆鉴于她有较高的挣钱能力并没有赶走她。《茧》中，以张婶为代表的老年农民既希望家中的媳妇、女儿通过工厂提高收入，又担心她们在外遭遇各种变化改变原本安定的家庭关系，上演了一出“抢女工回家”的闹剧。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袁先欣读完《茧》后感到，这本小说跟当时流行的左翼农村小说有很多地方很相似，比如都有宏大的社会构图，也都有对于社会问题的总的判断。但是，《茧》和其他左翼小说的区别在于，它没有像茅盾在更早一些时间写下的《农村三部曲》中所做的那样，明确提出暴力推翻某个剥削阶级的诉求。费孝通将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来源设置为情感纠葛引发的一连串误会，认为很多事是人类的“非理性”因素在作怪。

　　在《茧》和《江村经济》中，费孝通愿意为未来的中国提供发展的图式，但在他的构想之中，人们可以不需要像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所提倡的那样，通过破坏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去完成。他始终认为变革的力量蕴藏在农民自身的转变中。正如袁先欣所分析的那样：“他认为，在农村内部，包含着某种朝向现代化方案去开放的、开明的力量。”除了女主角宝珠之外，这种农民身上的进步性在其中一个名叫黄老伯的角色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他身为村中有威望的“老娘舅”和旧式乡绅，却性格开明，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坚决支持宝珠前往工厂上班。

　　这种对社会的考量隐藏在一个半光明、半黑暗的结尾之中，如同王婉秋这样没有思考清楚前路，又遇到情感障碍的高知女性，却在一片光明之中“消失了”。如同《江村经济》所反映的那样，费孝通对费达生的社会实验一直在理性地看待，他也不确定未来会不会成功。“他可能不想给出那么清楚的答案。我个人认为或许他并没有真正的想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这么理性的现代化的方案得不到实施。”袁先欣说。

　　转折中的费孝通和中国人类学

　　“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在《江村经济》开头的致谢部分，费孝通深情地将这本著作献给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这段挫折成了他人生中沉重的打击，却也间接促成了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而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自认为在广西的调研得到的材料“很不充实”。现在看来，这种“不成功”并非没有收获，恐怕说的是对于他真心想从事的研究方向的一种“无用”，他在逐渐思考如何将人类学转向更加“救国”和“致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