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的三重精神底色

　　2020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王元化先生百年诞辰，学界素有“北钱南王”之称，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与吴琦幸《王元化传》适时出版，亦为一时雅事。两书均为后辈追怀先师，王为钱先生私淑弟子，吴为王先生入室弟子，早前曾出版《王元化谈话录》《王元化晚年谈话录》等，已为传记撰写做了前期准备。去年推出40余万字《王元化传》，全景展现王元化的人生轨迹、人格特质、治学风格、处世心态，聚焦于作为文艺理论家与思想家的王先生求索、反思、否定、超越的艰难心路历程，特别是披露一些独家材料，又以史家的谨严考订过往的以讹传讹，相比此前出版过的《王元化画传》《王元化别传》等，该书呈现出后出转精，更为全面、客观、公正的特点。

　　读罢《王元化传》，掩书而叹，临风遥想。王先生学问既广且深，自非后学能登堂奥，探细微，现仅就王先生的精神底色略陈己见。所谓底色，特指个体从出生到青少年时期，由本我到自我、超我过渡的精神烙印。而贯穿王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决定其由左翼青年升华为深邃思想家的独特人生轨迹的，可以溯源到童年时期的三重底色：楚人血统、教会家庭、清园情结。

　　楚人血统

　　传承屈原的孤往精神

　　王元化先生祖籍湖北江陵，出生在武昌，晚年王元化多次说到血管里继承了楚人传统：脾气暴烈、性格倔强。他常讲：“我是湖北人，性格中有楚蛮之气。王先生曾随汪公严习《离骚》，又以《文心雕龙》研究名闻学界。刘勰曾列出后世学屈骚的四类人：“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在鲁迅看来：“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王拈出鲁迅评价，引为同道，意在批判俗世仅将文学视为炫才耀技、吟风弄月之具，不能、不敢学屈子精神实质。严格地说，屈、宋固然分道扬镳，汉代贾谊却有屈子风神，后世追摹屈子者也代不乏人。王先生亦曾以屈原誉顾准“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他本人又何尝不是传承屈子精神的代表？也许是“日用而不知”，即前所言集体无意识，现略为申说——

　　王先生一辈子恶紫夺朱、恶郑声乱雅乐与屈原喜善鸟香草、恶怨禽臭物一脉相承。他一生爱雅如命、嫉俗如仇，他心仪十九世纪文学，自称十九世纪之子，尤其服膺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书中主人公热情豪放、倔强不屈，不向命运低头、不向恶劣环境妥协，分明就是屈子的异国知音。文学应指明向上一路，引人思考，展现崇高的精神力量，这是王一生秉持的理念。他对于张爱玲与钱锺书小说的批评正立足于此。晚年王先生更是对古老文明的衰落与人文精神的式微忧心忡忡。他并非反对大众文化本身，却担忧其艺术品位与精神向度：“艺术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间作出高下之分，而只有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陋、隽永与平庸的区别”，“一个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

　　楚人血统还赋予王先生孤往精神。孤往精神，是大儒熊十力揭示的治学门径。鲁迅有诗：“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萧艾遍地，标准混乱，众口嚣嚣，醒者彷徨无依。但真正的学术研究，须高视阔步，勇敢地走窄门，依自不依他，遵从内心指引，不以多数人的评判与裁断为意。王先生晚年主编《学术集林》，本可拉山头，搞派系，但他不屑于此；90年代他的“中道”和反思，也引来一些议论，被外人误解为“转向”、被划入国学派、保守主义等等。对此他感到气愤，郑重声明：“现在学术界也有拉帮结派之风，但我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参加合作社，准备单干到底。”

　　教会家庭

　　反思理性的局限性

　　王元化出生的家庭深受西方教会教育影响：父亲王芳荃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为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届毕业生，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母亲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读，外祖父则为一名传教士，曾为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会长。王元化出生即受洗，成长于基督教及中国士大夫传统教育的家族氛围之中，虽然王元化从少年时代受到左翼思潮影响，参加革命之后，就抛弃了基督教信仰，但其人格、学术、思想难免受其影响。

　　吴琦幸曾问王先生从基督教家庭到入党是不是信仰的根本转变，王元化作了肯定的回答，随后又说：“但基督教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至少给了我们的好处是人应该谦虚，人不可以和神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