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的三重精神底色(2)

　　青紫荣身肥家，为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钱锺书与王元化都曾位列高官，两人虽无意为官而命运阴差阳错。钱冷眼观世，埋首书斋，不以俗务为念，刻意保持文化遗民身份，他不需世俗荣誉的加冕，故而只挂名不问事，届满身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王先生肝肠似火，以救国救民为念，但权力一旦出界，政统凌驾道统，也宁可弃高位，只以聚徒讲学为乐，这未尝不是基督教“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反映。

　　私意以为，王先生的三次反思也与基督教家庭背景有关。王晚年著述，偏爱用“思”与“反思”二词。诚如林同奇所言，反思对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为反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曾经自以为是的自己。王先生可能借鉴了古代为己之学的精神传统，他反思的心理基石更可能源自他一再引用的莎士比亚：“上帝创人，为何要他先有了缺点，才成为人”，因为人不完美，对外既不必有偶像崇拜，对内则要不断反思、修补与完善自身。他后来一直为当年违心地写过批判胡风的文章而不安，这与晚年托尔斯泰的忏悔极为相似，而他同时代的学人，有的人选择拒不反思，把问题推到外因上，或是三缄其口，仿佛什么不曾发生过。

　　外界通常以为，王的第三次反思主要集中在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论四大目标上。垂暮之年王先生明言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并非四大目标，而是尚未完成的有关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人有局限，不是万能的，对于认识世界不能过于自信，须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和怀疑之心。他早年受到黑格尔思想影响甚巨，坚信人的理性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人们按照理性的指引，可以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而二十世纪的人类和中国的悲剧，在在说明理性同样造成了诸多罪恶。他于是忍受着刮骨疗毒般的痛苦，清理黑格尔思想中绝对主义和独断论。

　　清园情结

　　大学问背后有深邃关怀

　　幼时成长的清园，构成了王元化一生的第三重精神底色。吴著详细考订了王父王芳荃及清华诸贤的具体居住地的说法。晚年王先生对清园有一种特殊的眷恋，足以证明清园在王先生精神坐标中的重要地位。许纪霖说，“和王先生精神源头联系在一起的是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王并非清华弟子而是清华子弟，他认同清华，不是校友对母校的崇拜，而在耳濡目染的纯正学统，那是经由王国维所实践又由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氏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碑文，1990年代王先生常常反复吟诵，并在演讲中奋力鼓吹，文章中反复引用，可见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清华精神。他努力捍卫这种精神，他所担扰的，也恰是清华诸贤所开创的学统被有意或无意地毁弃。章太炎论清学衰败时指出，“其故实乃学者心术已不正，专门以刺探贵人意志为应对之资，风气败坏，学术自亦凋零”，可谓一语中的。民国最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即在于，随着现代学术独立潮流与客观主义原则的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逐渐摆脱非学术因素干扰，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向着专业化、学院化与独立化方面良性发展。陈寅恪晚年所坚持的，王元化通过对陈的阐扬所倡导并践行的，也在于此。

　　一些学者没能深入历史现场与王先生的心理世界，断言“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是正确的废话，显然低估了王的格局、眼界与胸襟。王晚年最忧虑的、谈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思想与学术的分离。八十年代各路人马放言义理，高谈阔论，“尊德性”压倒“道问学”，其弊在空疏，甚至游谈无根；九十年代形势丕变，“道问学”压倒“尊德性”，以考据代义理，以文献主义掩饰思想的贫乏，将学问变成工匠般的雕虫小技。睹此二十年的巨大摇摆，王先生将目光返归清园，他推崇陈氏，“陈寅恪我是真佩服，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冬烘先生，这个人很有历史眼光的”，一般人以为陈氏只是一个考据家，史料占有丰富，繁琐冗长，不成体系，王先生认为陈氏的独家本领在于，于错综的历史现象中，探索主要环节，掌握史事演变，于小事见大局。这种尺幅千里的功夫，实为其史学的最高境界，其大学问背后有穿破时代的深邃关怀，堪称“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之典范。

　　对于王先生丰富的一生，用三个向度概括，难免有简单化与标签化之嫌，挂一而漏万，不足以理解其广阔的交游与思想的脉落。好在吴著立体地展现了王由革命者、文艺理论家、到上海精神领袖的人生轨迹，读者自可涵泳与体味中寻找答案。

　　□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