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演出钟馗戏 中国钟馗成“抗疫明星”(3)

　　世阿弥的表演艺术理论中，将鬼戏类舞蹈分为“碎动风”和“力动风”两种风格，前者表演要求“形鬼心人”，外形如鬼，心意如人，步伐细碎而轻快；后者“势形心鬼”，则身心俱为鬼，姿态强劲有势。世阿弥手绘秘传的《二曲三体人形图》中，“力动风”的形象正是执剑的钟馗。其实世阿弥并不提倡创作鬼戏或演鬼戏，他毕生追求“幽玄之风”来提升艺术品位，以“音曲歌舞”来丰富表演，他表示，倘若演鬼戏，既要庄严也要有趣味，才能确立表演品格。世阿弥的策略是为了区别于只以驱邪仪式为职能的戏班，将仪式动作升级为独具个人艺术特征的表演程式。

　　宋代记载“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戴面具的仪仗队手执各色旗帜和金枪木剑，教坊司伶工扮将军、判官、钟馗、神兵鬼使、灶君等，一路边吹打，边做驱祟动作，民间的打鬼队伍叫做“打夜胡”，钟馗是驱鬼除厄活动中积极的志愿者。宋代宫中百戏有“舞判”表演，据清朝周城《宋东京考》记载，判官戴假面，长髯，挥袂起舞，是驱傩舞蹈被独立被美化的节目，判官与钟馗的形象时分时合。元明时期民间形成乞丐沿街讨钱“跳钟馗”的习俗，演些钟馗捉小鬼的身段。中国传说和习俗传到东瀛，于是钟馗在岛国也成为深入人心的打鬼名人，不仅房舍砖瓦雕刻钟馗形象辟邪，端午节摆放钟馗木偶除疫，还建立起钟馗神社。

　　从能戏《钟馗》到《皇帝》，我们还看到戏剧“旧瓶装新酒”的思路。戏剧结构还是复式前后两场，钟馗还是照样说两句身世来由，立誓要息灾祸，镇守国土。但相比金春禅竹简洁苍凉的神秘主义，观世信光的构思花样翻新。《钟馗》前后登台演戏的只有三个人：上京男子、钟馗和山里老百姓；《皇帝》有配角唐玄宗，娃娃生演杨贵妃，狂言艺人演一个奏事官人，还有搬明王镜的两个大臣、一个病鬼，加上主角钟馗，总共是7个。以三人为常规阵容的能戏，舞台上出现7人已经是豪华阵容了。道具也不少，两个带顶棚的台座，表示巍峨的宫殿，一个手工扎制的立式明王镜，别忘了舞台上密密地坐着地谣伴唱队伍8人，乐手4人，还有检场2人，在边长6米的正方形舞台上塞进21人和道具，真是琳琅满目。

　　唱《长恨歌》的辞藻，演唐玄宗的嘘寒问暖和杨贵妃的病弱无力，钟馗制伏病鬼时，病鬼要做出伏倒在地，从舞台角落里的小偏门下场，这也是使人激动的场面。斩杀病鬼的舞蹈身段依照现代眼光来看也许你会觉得“不过就是虚晃了两剑，疾步走，停住，翻动长袖遮头，跺足”而已，但在古代日本人眼里，柔情似水的异国爱情传奇与驱鬼仪式高度艺术化的结合，满堂锦衣华服，刺激的逐鬼节拍，是足以大开眼界的戏剧奇观。《梦舞钟馗赋》里描绘的“顿趾而虎跳幽谷，昂头而龙跃深渊，或呀口而扬音，或蹲身而节拍”；《宋东京考》中描绘“舞判”有舞袖子动作，或展或扬，或收或裹，姿态不一。这两种描述都能在能戏舞蹈身段中找到印证。

　　日本的两出钟馗能戏传承至今，展示了两种创作思路——本真质朴与奇巧匠心。钟馗由物变人又变鬼神，自由出入于世间雅俗生活中。

　　在日本，“钟馗”参与抗疫工作，他的工作量和功用变得更大更强。日本需要钟馗祈祷尽快制伏新冠病毒，于是《钟馗》与《皇帝》这两出戏更加受欢迎。此外，日本民间神乐也演《钟馗》，岛根和广岛地区流行著名的地方艺能石见神乐，许多戏班为本地驱疫祈福，大演神乐《钟馗》。与能戏《钟馗》的音乐和表演形态不同，神乐里钟馗有特殊步伐，类似法师步罡踏斗，召唤神灵的动作。

　　钟馗甚至还活跃于日本的街头巷尾。2020年10月岛根县某地警察叔叔还组织“夜间钟馗小分队”巡查街道；还有酿酒坊为祈战胜疫病合作酿新酒，取名“钟馗酒”。中国的抗疫明星是钟南山，日本钟馗则在舞台上助力抗疫，实现了现实与梦幻的一衣带水。但愿钟馗好事迹一桩桩写入丹青，等待海内外梅花春信。

　　(文中能戏谣曲词章均出自佐成谦太郎著《谣曲大观》，明治书院，1931年。由本文作者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