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新坑发掘：打开古蜀文明的6个“盲盒”

　　三星堆新坑发掘全记录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发于2021.3.29总第989期《中国新闻周刊》

　　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一圈高墙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区包围得严严实实。墙外有众多保卫值守，拒绝外人和陌生车辆的靠近。墙内，连日来文物的发掘和提取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并被置于聚光灯下。

　　对墙内上百名工作人员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考古界的盛筵。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行动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导，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具体实施，全国有34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参与，其目标是三星堆新近被发现的6个祭祀坑。

　　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1号和2号祭祀坑的发现者之一陈德安提到，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在此背景下，三星堆新坑发掘工作意义非同寻常。

　　这是一场耗时良久的发掘行动。据受访者透露，三星堆新坑将在今年年底前结束野外发掘和提取工作，后续实验室检测、出土器物的修复和整理等工作，则还需要三到五年时间才能完成。

　　最大规模考古发掘行动

　　对有经验的考古人而言，仅凭肉眼便可辨别土壤的质地和颜色，进而判定埋藏坑的存在和范围。“我们根据土壤情况找出了3号坑，但一开始并不敢断定它里头有器物。”陈德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道。

　　在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曾经塞满宝物的1、2号祭祀坑经回填后，搭建了供游人参观的栈道。2019年12月2日，工作人员在栈道墙角用探钩进行勘探，于地下一米处触碰到了器物。他们不敢妄动，第一时间请来了陈德安。“是个尊，大口尊。”唯一的蛛丝马迹被盖在栈道之下，陈德安只能用手触摸，但熟稔于三星堆青铜器器型和质地的他还是果断给出了判断。此后，栈道等构筑物被迅速拆除，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顺藤摸瓜，耗时半年找出了三星堆6个新坑。

　　这时候，距离发掘1、2号坑已过去35年。35年来，新坑发掘因何陷入停滞？对此疑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1号和2号坑的另一名发掘者陈显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三星堆遗址从未停止过发掘，只是发掘对象并非祭祀坑，而是遗址内城墙、宫殿等其他功能区。“我国文物法规定的原则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技术再好也不允许主动发掘。确要发掘，必须是出于科研项目，并报批国家文物局同意。”

　　直到2019年4月，四川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将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列为重点，新坑的发掘才迎来契机。这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内三星堆遗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动了发掘工作的展开。

　　根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执行领队冉宏林的解释，聚落考古指的是了解三星堆遗址范围内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遗存，以及遗存之间存在的各种关联；社会考古则指通过遗存去了解居住在三星堆人群的身份等级、族群构成状况等。在这些研究方向的指引下，冉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前述计划实施之初便带着寻找3号坑的目的，因此发现新坑并非偶然。

　　这是一场延续了几代考古人心愿的接力赛，不少人奉其为终身事业。冉宏林老家在重庆，到三星堆工作是他读书时候的梦想，2013年7月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他如愿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为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的一员。

　　2019年8月，在前述计划启动的同时，冉宏林开展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口述史的采集工作。“这是个摸清三星堆遗址家底的过程。只有清楚以前做过什么、怎么做的、为何而做，才可能在今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冉宏林当时的考虑是，不少老考古人已经高龄，再不开展可能会留下永久的遗憾。他首个拜访的是年逾九十的敖天照老先生。熬天照住房条件之差和他对三星堆热情的反差触动了冉宏林。去年12月19日，敖天照在新坑发掘前夕离世。

　　从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1、2号祭祀坑周边开展了系统、全面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摸清周边祭祀区域的范围，以及各类遗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间格局。期间，6个新坑陆续被找出，它们位于1、2号坑的30米距离内，规模3.5平方米~20平方米，形状均是长方形，并呈一致朝向。

　　这番大范围的勘探，在为更重大的发现做着铺垫。冉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新一轮三星堆祭祀区发掘工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是前述对8个祭祀坑所在区域的整体考古发掘。相比于1986年抢救性发掘过程中祭祀坑和周边区域关系明显割裂的情况，他认为第一阶段对8个坑进行统筹勘察，尽管尚未发掘祭祀坑本身，却是此次系统发掘工作最重要的一步。“如果没有对祭祀坑所在区域建立全面认识，直接一猛子扎进祭祀坑，那就真的是在‘挖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