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新坑发掘：打开古蜀文明的6个“盲盒”(2)

　　根据受访者介绍，发现6个新坑之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给国家文物局，并制定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第二期发掘保护报告。国家文物局批复后，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推进到第二阶段。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邀请下，来自国内34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逾百名考古人云集四川广汉，共同探寻古蜀王国的秘密。

　　“不仅是国内，可能也是国际上最大规模、调动资源范围最大的考古发掘行动。我们国家所有的考古、文物保护、科研力量都参与了，重要单位几乎无一缺席，可以代表国家水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据其介绍，考古经费由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支持，提供了3200多万元的发掘直接经费，同时为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拨付了3000多万元。

　　“34家单位分为几个层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充当组织者角色，北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川大、上海大学等属于合作关系，另外有些单位则是协作关系或提供配套服务。”唐飞说，现场的工作很复杂，涉及考古、现场清理保护、检测、做文字和图像记录等。“我们大致以7个人为一组，每组包含7个工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1号和2号坑的发掘者之一陈显丹表示，‍以前文物发掘多是各个省自己做，现在组建了多兵种、多学科融合的‍考古‍团队，对文物进行信息提取、‍数据采集和后续‍研究，在考古史上具有“断代”的意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执行领队冉宏林则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考古团队虽然涉及单位、人数众多，但队伍年龄结构非常年轻化：“清一色的90后，带来了朝气蓬勃的气象。”

　　从“接生婆”到“妇产科”

　　实地探访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所在地，首先看到的是一座考古大棚，大棚内建有多个考古发掘舱，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各自置身舱中。进大棚后通往发掘舱的地面铺着绒布，考古人员需更换防护服，全副武装方能入内。

　　虽然新坑位置与三十多年前发现的1、2号坑距离不远，但工作场景已有显著变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陈德安将文物的出土比喻为婴儿出生：“我们那时候发掘就像农村接生婆，现在则是住进妇产科医院了，各方面的防护措施很不一样了。”

　　上世纪80年代发掘1、2号坑时，没有大棚和方舱，只有篱笆和草棚。陈德安清楚记得，彼时正值夏天，白天水分容易蒸发，他们只能在晚上回潮时挖掘。“文物一旦发掘出来，环境改变了，如果没有防护措施，很容易在氧化的过程中受伤，而现在恒温恒湿的方舱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此外，让工作人员穿防护服进去，可以避免带进微生物，从而保证取样标本的纯洁。”陈德安称。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3号坑发掘负责人徐斐宏曾参与过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洛阳龙门石窟唐代香山寺遗址、青海都兰吐蕃贵族墓等多个重大考古发现的发掘工作。“这边工地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高科技！”除方舱外，四川考古院还为发掘工作配备了集成发掘平台。据徐斐宏介绍，这个发掘平台包含几大板块：一是工作平台，可以像吊篮一样将人放进坑内悬空作业；二是起重机，足以应付各类器物的提取工作；三是拍摄云台，可盛放摄像机和照相机；四是高光谱扫描仪，帮助捕捉肉眼看不到的文物光谱。

　　徐斐宏所在的3号坑面积不足15平方米，尽管发掘远未结束，却已经发现109件青铜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是目前6个新坑中埋藏器物最丰富的祭祀坑。与35年前的2号坑情况类似，3号坑中象牙被堆放在了最上层。100多根象牙铺满坑面，如何理清其与其他文物的叠压关系并清理干净，是考古人员的主要挑战。“象牙不是说整整齐齐帮你排好，而是交错分布的。”徐斐宏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3号坑中有一个大型青铜面具，截面为U形，唯有两只耳朵暴露在外，它和象牙存在至少6层的互相叠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