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新坑发掘：打开古蜀文明的6个“盲盒”(6)

　　围绕三星堆遗址，有多个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连基本的年代都定不了，就没法进行历史研究。”孙华寄希望于这次考古能够解决断代的问题。“它的任务很重大：一是把新发现的东西，完整、全面、更加仔细地揭露出来；二是通过材料，弥补过去认识的缺失，让大家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

　　随着6个新坑的发现，无论是6个新坑的土壤特征、位置分布，还是已发掘器物显示的信息，都为此前学界围绕三星堆的争议，尤其是器物坑的年代和性质，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这次发掘保守来说，对于这些坑的性质和年代上的判定，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当年的很多解释是基于两个坑，现在一下冒出来6个，对以往的观点形成很大的挑战。”雷雨说。

　　据孙华介绍，不同于过去三星堆1、2号坑的碳14年代测定，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样方面，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也更恰当；在标本测量方面，采用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负25年之内。冉宏林则进一步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关于三星堆器物坑年代的认定争议有望画上句号。此外，他还透露本次发掘专门对祭祀坑如何形成的问题进行了发掘方法上的设计，有助于解答它们是如何从无到有填埋起来的。

　　目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左右。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至于三星堆几个器物坑的性质，采访发现从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到亡国宝器掩埋坑，学界依然众说纷纭。“‘祭祀坑’是个万能的说法，可以解释一切不是墓地、不是教堂的祭祀，但或许还有其他可能性呢？”孙华倾向于认为这些坑不是普通祭祀的埋藏，而是某一特殊事件的埋藏。

　　陈显丹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次发掘并未改变他关于“祭祀坑”认定的观点：“为什么我依然认为它们是祭祀坑，‍或者叫做祭祀的埋藏坑？第一，这些‍不管是金器、铜器、象牙‍，都是很珍贵的器物，祭祖、祭神‍或遇到其他重大的事情才能用；第二，‍火烧这些珍贵器物的目的是什么？‍这种方式就是以器达之于天，我们叫做燎祭；第三，所有坑‍的方向‍、形式一致，而且是‍举行过一定的仪式，有顺序地把东西埋下去，先把小件的扔下去，然后是‍青铜器，最上面盖象牙，2、3、‍4号坑都是如此。”

　　三星堆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们不断解谜，也不断迎来新的谜题。“这6个坑可能解决一些老的问题，比如说‍是否是同一年代、同个批次的问题。但是更多新的问题被带出来，比如说‍那些器物，在没有出土之前，我们想象不到会有这么奇特的造型，而这又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遐想。”陈显丹说。包括他在内的众多受访者提到同一个期待：在未来新坑的发掘过程中能看到巴蜀文字的出现。

　　考古队并未止步于对器物的研究，而希望透过新坑和器物，还原出更重要的属于这座古城的样貌。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内三星堆遗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对此，冉宏林认为眼下的发掘工作能够服务于这些方向。“就聚落考古而言，这次新发现6个坑之后，基本可以明确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区域所在，以及祭祀区和这个遗址其他功能区在时空上的关联。此外，因为这种祭祀遗存可以体现当时的祭祀行为或者祭祀仪式，进而去研究举行祭祀仪式的这些人群的身份等级、社会属性，对社会考古研究同样会有很大的促进。”

　　雷雨表示，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拗探发掘，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文物保护、后续研究的万里长征才刚起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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