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厂挖神仙土将“三星堆”挖成“半堆” 他们接力保护三星堆(2)

　　之前人们以为月亮湾和三星堆是两个独立的遗址，随着发掘的深入才意识到，实际上是同一个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生活区，南部为祭祀区，故现在统称为三星堆遗址。

　　那时，三星堆的土堆还有两个半。这一带的地势北高南低，林向记得，冯汉骥坐在月亮湾土埂上望着三星堆说，你看这个地方有王者之气，这里有可能是都邑。

　　发掘工作从9月23日进行到12月3日，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冯汉骥跟学生们一起挖，工具只有平头铲和尖头铲，用平头铲刮土层，用尖头铲剔泥土。

　　林向说，那时的考古发掘还很不规范，有些人每次10厘米一层地挖，这是不对的。土色、土质不一样，要分层的。

　　遗憾的是，发掘完不久，冯汉骥就病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因此这次的发掘成果一直没能整理出来。直到30年后，才由当年参加发掘工作的马继贤写成《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

　　这次发掘之后，三星堆再次沉寂。

　　“挖宝队”

　　1972年，因为国家要举办出国文物展，考古工作先于其他行业得到恢复。北京大学历史系62级考古班的赵殿增趁机申请归队。四川省组织部直接下函将他调到了四川省博物馆，这在他所在的四川会东县边远山区引起了轰动。

　　1973年初，他第一次出差，跟着李复华、王家佑等老学者去郫县发掘汉代画像石棺墓。五一节期间，他们在青城山上整理这次发掘的资料。这期间，同行的刘盘石在抄写民族史学家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大家告诉他，华阳指华山之南，主要是今天的西南地区，以巴蜀为主。《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是中国第一本地方志，也是关于四川古代历史最重要的文献。李白就是看了这本书后才写了著名的《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我们现在测定的古蜀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4800年前。李白恰好夸大了10倍。”赵殿增笑说。

　　赵殿增也跟着抄录了《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一些章节，开始萌生了用考古方法探求蜀史之谜的念想。

　　年轻、科班出身的他提拔得很快。1975年，他担任了四川省博物馆古代史部(即后来的考古队)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的考古工作基本都是配合基建，一旦有人发现了文物踪迹就会给他们打电话，一天到晚都有人喊“老赵，电话！”。他当时形同“救火队长”，并没有机会一圆自己的梦想。

　　机缘终于在1980年春天到来。

　　这年4月13日，他和同事一起到四川彭县，取回了西周窖藏刚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其中包括了后来被定为“国宝”的两件大铜罍。他们怕对方反悔，高兴之余赶紧撤，中途无事，决定顺便到广汉月亮湾遗址去看看。

　　当时，三星堆的名声还远不如月亮湾大。他们开着北京大吉普，一路问道，到三星堆村口时，老乡问他们找什么，他们说找地下挖出的碎瓦片，对方说这儿就有。

　　他们跟着老乡走到砖厂取土的断面一看，黑色文化层(“文化层”是考古术语，指非自然形成的、含有人类生活遗迹的地层)厚达一米多，有上百米长。大家一会儿就选出了三百多件标本，包括小平底罐、高柄豆、石斧等大体完整的器物。搬到车上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回博物馆汇报后，馆长会议立即决定组织队伍进行发掘。

　　赵殿增马上要去二滩水库进行文物调查，其他三人也各有工作安排，就从其他工地上把王有鹏调回来主持发掘。王有鹏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第一批毕业生，1963年曾随冯汉骥参加过月亮湾考古发掘。

　　发掘地点就选在三星堆第三个堆子旁边，试掘面约100平方米，发掘出了不少陶片和石器。专家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发掘，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支发掘队，由王有鹏负责，陈德安和陈显丹都参加。

　　二陈是同班同学，刚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

　　陈显丹回忆，他1976年当兵复员，进了四川省文物商店工作，每月工资30多块钱，看到店里专家收购一件文物动辄就是两三百块钱，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1977年上大学时就选择了考古专业。川大考古专业实力雄厚，名师云集，如林向、童恩正、马继贤等。杨建芳老师上课时声音细细的慢慢的，晚上不时去宿舍给他们做辅导。可惜就在他入校这年，冯汉骥先生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