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厂挖神仙土将“三星堆”挖成“半堆” 他们接力保护三星堆(3)

　　发掘时间定为半个月，经费为三千到四千元。雇民工的工资是一天一元二角，一个月下来就有30多块，陈显丹等的工资才52元5角。发掘小组就住在三星堆二砖厂的宿舍里。

　　1980年11月，发掘开始。共布了6个探方，二陈各负责其中两个。当地农民管他们叫“挖宝队”，天天来看热闹，结果失望地看到挖出来的全是些碎石烂瓦，就劝他们不要再挖了，再挖要赔本的。但他们依然年年挖下去。

　　航拍和野外绘图工作结束后，面临着对考古中发现的房屋基址、墓葬是否保护的问题。领导广泛征求意见，有前辈专家提出，遗址的时间不会早于春秋，没必要过度保护，广汉县分管领导也提出“农民要吃饭”，折中的结果是，砖厂不得在遗址内任意取土，取土地点要经考古队同意。

　　1982年，考古报告完成。陈显丹撰写遗迹部分，陈德安撰写器物部分，王有鹏负责统稿。报告写到，遗址已具备夏鼐所说命名一种新考古文化所具备的几个条件，“如果不敢给它以应有的新名称，那就未免太保守了”，因此建议将这种古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不久，王有鹏离开了考古队，调任省博物馆副馆长。“二陈”成为考古队负责人。

　　1984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会议”被认为是标志着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到来。在会上，陈显丹专题汇报了近年来的三星堆发掘工作，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认为它“成系统，有特征”，说这才是巴蜀文化，应把它作为学科生长点。

　　根据成都会议的决定，考古发掘实行领队制，领队必须经过考核，持有执照。陈德安和陈显丹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山东兖州举办的领队培训班，都拿到了领队执照。

　　三星堆就如同一个最好的练兵场

　　1986年初，林向找到赵殿增，希望能将考古班学生的实习安排在三星堆。林向说，他当了多年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总是为了争取实习机会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因为在考古界，有的人会有一种“这地盘是我的，你不能到我这儿来挖”的意识。但赵殿增爽快地答应了。

　　1986年2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为川大1984级考古班20余名学生安排了考古发掘实习。实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考古发掘，第二阶段为资料整理，时间分别为一个半月。

　　这是三星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分三个发掘区，一个学生一个探方，再配4个民工。发掘收获很大，通过对16个地层的发掘，证明了三星堆遗址从距今5000年到2600年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古蜀王国的发展轮廓，呼之欲出。

　　尤其是第二发掘区，发现了一个青铜器坑，里面有一件圆形铜瑗、一件方形铜瑗，还有一件玉瑗，可惜都是残件，推测是一座“墓葬”。

　　但这并不是什么“墓葬”，而是震惊世界的一号“祭祀坑”。它就在这个发掘区往东30米，被发现的时间仅仅在几个月之后。

　　“整个过程你运气不好，那个祭祀坑就失之交臂了。从旁边走过，你没有发现。”林向淡淡地说。

　　陈显丹回忆，1986年7月18日下午，考古队正在驻地整理资料，突然一个农民工跑来通知他们，在土坎下15米左右“掏出了玉器”，现场的人都在抢。

　　陈显丹和陈德安等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赶到现场。他们的驻地离现场也就100米左右，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到了。

　　此后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陈显丹回忆，1号和2号祭祀坑先后出土后，他们就开始起草文件，申请将三星堆列为国保单位。他和广汉文教局的一位副局长带着四川省文化厅和省政府的文件，到国家文物局汇报。1988年1月，国务院批复下来，三星堆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拿到尚方宝剑了。你不能再在这挖土烧砖了。之后我们就建立了三星堆遗址文物保护工作站。”陈显丹说。

　　这次三星堆重启发掘，林向一直在看电视直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导发掘工作的四川省文物局局长是他的学生，一向有大手笔。

　　他说，这次多部门联合发掘，一边发掘一边就检验了，而过去他们只能先把材料取回来，再送出去给人家鉴定。比如他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陶器，那么厚的壁，说明很可能是用于冶炼的坩埚，但因为全是灰尘，农民工先要对它清理，一洗全洗掉了，就成一个普通陶器了。现在考古不一样了，“一块泥巴不能丢”，都留下来。这是现代考古的特点，他去国外考察过，发达国家搞发掘都是这样子，都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当时就检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