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亲自参与文物提取？三星堆修复师：不止修复(2)

　　这些做完后，还需要确定保护修复工作的目标原则，编写保护修复方案，哪些地方可以粘接，哪些部位适合焊接，哪些零件有缺失，都需要详尽地写在方案中。

　　除了按部就班地修复原貌之外，杨晓邬对青铜神树独创性的固定保护，也使得这件旷世奇珍免遭二次损毁。2008年，汶川地震波及了三星堆，但1号神树和2号神树并没有被地震波破坏，其中杨晓邬在修复后用丝线固定的设计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晓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神树的半边龙形部件已经没有了，导致主杆两侧的配重不平衡，正常放在展厅时，神树就会自然向一侧倾斜。为了防止地震，修复时他就为青铜神树拴了一根鱼线，固定在展厅保护罩中。地震时展厅的监控录像显示，正是由于杨晓邬的这一创新，总高3.95米的1号神树只是在地震竖波来临时上下颠簸，并没有左右摇摆，因而未受损害。

　　科技元素

　　在三星堆博物馆的郭汉中修复工作室，有一件牛头纹的青铜部件静静地放在一个托盘上，精美程度几可乱真。郭汉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他正在修复的一个圆尊的配件，是他自己雕刻出来的，目前刚刚经过了化学处理。

　　作为国内文物修复的第六代传人，相对于师傅杨晓邬那一代对于文物修复更多是传承和手艺的理解，郭汉中的文物修复理念则更具科技元素。

　　“最小干预，最大保护，还原本质。”这是郭汉中对自己文物修复理念的概括。在他看来，修复的第一要义是尊重古代的遗物，如果文物上有信息，修复人员就尽量复原，如果缺乏信息，就要让科研人员尽量研究。

　　这也是文物修复中的真实性原则，即保护修复的文物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不能主观想象改变文物原貌。

　　谈到此次发掘中提取大口尊的经历，郭汉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并不是所有文物修复师都能参与文物提取，因为古代遗物只有一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有深厚的经验积累，才能达到万无一失。

　　郭汉中说，由于不能用出土文物原物进行开模，所以此次提取中，首先使用3D扫描仪对文物进行扫描及周边数据收集，然后根据坑内文物原型进行3D打印，打印一个1:1的树脂模型。之后再用这个模型进行开模，制作硅胶保护膜。最终将这个硅胶保护膜套到文物上。

　　当硅胶体保护套与大口尊完全贴合后，外面还要再灌注一层厚厚的石膏保护层，放在专门的套箱里，使器物和箱体融为一体，最后进行整体提取、出坑。由于大口尊自重加上附着泥土的总重量超过200斤，考古队员利用考古发掘舱中安装的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脚不沾地”地下降到1米多深的坑中提取文物。

　　文物出坑落地后，文保人员再将套箱和包裹的石膏分为四块，分别取下，并对文物表面进行清理，通过拉曼光谱仪、X光、金相分析等科技手段，保存文物所有的原始信息。

　　考古科技含量的日益提高，让文物修复的关口也前移到了发掘、提取阶段。郭汉中特别强调，眼下已经不能单一、割裂地看待发掘时的信息收集和文物修复，这两者是一个综合体。修复时也非常需要最开始发掘提取时收集的信息，比如金属成分、探伤过程、颜色分析、氧化程度，这都是一个多学科、整体性的专业。

　　此外，郭汉中口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是“可逆”。他认为，修复人员应尽量把文物完整地留给后人去研究，尽量保留所有的微痕信息。修复工作要采用可逆的方法，可逆的材料。

　　在他的理念中，修复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修复人员只对文物进行恢复、加固，待后人需要拆解研究时，器物出土时本身的信息都还在。可能假以时日，科学技术更加先进，后来人还能够按照修复人员留下的文物和信息更好地进行修复。

　　文物修复是对历史回应的一种方式，而文物修复的成果，也是郭汉中自己留给历史的微痕。

　　人才困境

　　近几年，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和此次三星堆发掘等现象级的事件推动，国内的文博热达到了一个高峰。

　　然而，在摄像机镜头的背后，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招聘和晋升面临的系统性问题，则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