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书院(2)

　　我认为唐代虽然出现了书院之名，但是没有书院之实，也就是说书院在唐代还不是一个教育教学机构，而是一个修书之所，特别是一个读书的地方。所以我赞同传统的观点，书院是始于五代，而不是唐朝。

　　中国书院的黄金时期应该是在两宋。北宋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规范和取士名额的扩大，很多人都要求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但北宋初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顾及文教，官学容纳不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书院便率先发展起来，出现了所谓的四大书院。但是随着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元丰兴学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初步解决了就学的问题，书院又开始走下坡路。书院最好的时期应该是在南宋时期，朱熹和他的学生以书院为阵地，可以说是开创了书院的传统和精神。

　　另外，我自己研究元代书院。元代书院的特点是官学化，其实它可以说彻彻底底是一种官学。一是，元代对新建书院有一个很严格的审批程序，审批的时间很长，审批的程序很繁杂。在元代，一所书院通过审批差不多要经历五到十年的时间。二是，元代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非常强，主要体现在所谓的官派山长制度。还有一种官办书院，跟其他的府州县学没有什么两样。按照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元代有超过1/5的书院是官办的。元代的这些措施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书院游离于官府控制之外的这样一种私学的性质。而到了明清时期，情况更糟。除了王阳明、湛若水后学创办的一些研究传播心学的书院，以及清代一些致力于汉学研究的书院，从主体上来说，明清时期的书院就是科举养成所，就是科举的预备学校，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非常频繁的考课。这样一种情况，还远不如那些平时可以在家学习，只是参加岁试和科试的那些府州县学的生员。所以对元明清时期的书院，我认为它完全成了官学的一部分，或者是科举的养成之所。这就是我对书院历史的一个看法，也涉及对书院的基本评价。

　　主持人：我认可徐老师说的，书院实际上跟科举的关系还是很密切。请问各位老师在这个主题方面还有没有需要再补充的？

　　朱汉民：徐勇兄讲的这个话题，我做一些补充。首先，就是怎么看元明清所谓的书院官学化。元明清时期，除了一些大儒办的书院，大量的普通书院按照官学的程式，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学术成就也不高，如何看待这一部分书院？这些书院还是具有和官学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元代有很多书院是受到了管控，但是相对官学还是更为重视民间教育、重视学术，成为有些不愿意在元朝做官的儒家士大夫研究学问的地方。朱子是宋代儒学的一个集大成者，在书院的制度建设方面也确实很重要。我在思考一个现象，就是整个宋代学术和书院的这种重合。从开端的范仲淹、孙孚、石介、胡瑗这些人物，到南宋发展到高峰，南宋的那些大儒全部办书院，朱子、张南轩、陆象山、包括吕祖谦等等。朱子书院的建成也是在继承北宋一些大儒的工作，特别是吸收了孙孚把道统和书院结合起来的传统。

　　如何看待新办书院

　　主持人：这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日益升温，实际上催生了各种当代书院或者是新办书院，但也出现了一些书院乱象。对这些新办书院，各位嘉宾怎么看？

　　程方平：2000年以后，书院为什么复兴？跟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是有非常紧密关系的。回顾书院发展的历史过程，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如果只有正规学校一种模式，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学习型社会”。所谓的“学习型社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就有类似的理想，比如跟农业经济相对应的“耕读传家”。

　　在传统社会中，除了私塾以外，更多的就是民间办的书院。书院是中国的一个文化教育传统。对于官学来说，民间的各类书院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补充、借鉴甚至是竞争的作用，这就是生态。我们现在的许多教育问题，如果有了书院的参照，不少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书院既是一个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文化机构，还是一个可以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平台。我觉得书院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一种好形式、好路径。所以，我对书院的复兴充满信心，也一直在极力呼吁。中国书院的回归，不是照搬传统，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好多与时俱进的尝试。